关于“传世之作”的话题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袁行霈还没见到《全元戏曲》，已一言九鼎：相信它可以成为“传世之作”。袁先生的依据是，它的选题是文学史著述上的空白——完全的元代戏曲总集；主编是人品、学问口碑皆好的王季思先生；它的编纂集体是当代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的“重镇”中山大学中文系古代戏曲教研室；它的出版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

看到这部书的学者们证实了袁先生的判断，他们均对这部书的传世功能深信不疑。

说到中国文学，汉赋、唐诗、宋词之后，必提元曲。有元一代，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个丰收季节。如果说，传本数量之多，仅是戏曲繁荣的一个方面的话，那么，一颗颗光耀千古的剧坛“明星”的诞生，一部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剧本的问世，就更能说明这个时代戏剧创作的水平。关汉卿、王实甫、高则诚、施君美……这些响当当的名字；《窦娥冤》、《西厢记》、《琵琶记》、《拜月亭》……这些今天仍在舞台上光彩熠熠且被译成外文远播海外的剧本，足以令东方剧坛生辉，足以与西方剧坛媲美。

在封建社会里，戏曲是被排斥在正统文学之外的，加之其不同于诗歌、散文的流传方式，所以历来作品每多散佚，及至此次《全元戏曲》出版之前，我国竟尚无一部完全的元代戏曲总集。元代戏曲中尚有许多剧目像散落的珍珠，或淹没在浩瀚的古代典籍之中，或被尘封在无名之地。

1986年，南国花城中山大学的老、中、青三代学者发愿：编辑《全元戏曲》，弘扬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传，使之像《全唐诗》、《全宋词》那样，既利于专家学者的研究，又便于一般读者的浏览。此愿一发，三代学者即踏上了漫漫的艰辛治学之路。

担任主编的王季思先生，此时已是80高龄。610万字的《全元戏曲》校稿，都经过他一字一字的认真审阅批改。他的学生回忆说，王先生在86岁时仍是清晨起来就坐在书桌前忙个不停。老年人面部肌肉松弛，嘴角容易流涎。为了不弄脏书稿，即使是盛夏，王老也带着口罩伏案工作。王先生一生在中国古代戏曲研究、整理中多有成果，先后著有《西厢五剧注》、《桃花扇校注》、《玉轮轩曲论》等。他对元代戏曲情有独钟，从他看过的书稿中，可以发现，他对元代戏曲的关注和研究，始自20年代。应当说由他主编的《全元戏曲》荟萃了他一生的研究成果。

中山大学的三代学人坐上《全元戏曲》编纂工作这个冷板凳时，正是地处华南，邻近香港的广州市场经济之潮汹涌澎湃之际，物质的引诱，挣钱的机会，接踵而至。可编纂者们坐稳了自己的冷板凳。别人去办公司，搞兼职挣钱，他们却在教学之余，挤出时间，同心协力，以求实求全的态度搜集、辨析有关资料，细心点校、辑录，在校记、作者小传、剧目说明等工作中融汇进研究心得，力求使《全元戏曲》兼备资料性、可读性、学术性。这当中，工作的精益求精、繁复自不必说。《刘希必金钗记》是明宣德年间的抄本，曾埋在地下500年。编纂时得到的一个整理本错误很多，没办法参考，只得以广东人民出版社《潮州出土明本戏文五种》影印本作底本，点校出整理本。书稿交到出版社后，编纂者心里仍不踏实，因为毕竟尚未见到原件。于是他们又专程赶到潮州博物馆，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将影印本和收藏在这里的国家一级文物原件作比较，发现了已交给出版社的书稿中的错误，及时作了改正。

有时，为了弄清一个字，也要费许多心思。戏曲创作时的语言习惯、“活”着的文字，今天早已因时过境迁消失或死亡，要作出准确的点校，就要求编纂者有古代文学深厚的素养和广博的知识。可以说，我们的编纂者没有辜负历史的期望，以他们的学识纠正了以往版本中的许多谬误，使元代戏曲的面貌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学人们的愿望，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者钦佩王季思等学者的学识和眼光，更敬仰他们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己任的精神，13年间，他们先后投入150万元，用行动参与到这项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中。

编纂者在冷板凳上坐了13年后，1999年4月5日，12卷《全元戏曲》飘着墨香走下了装订线。

这是一个迟到的喜讯。

90岁辞世的主编王季思先生已经长眠3年了。当责任编辑从北京打电话报告这一消息时，从千里之外赶回广州为父亲王季思扫墓的王小蕾刚好在电话边，听到这个消息，她顿时泪流满面：爸爸在九泉之下含笑了。